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一）
文献来源：http://agzy.youth.cn/xzzh/his_study/201001/t20100111_1132040_8.htm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开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战后，中国的社会经济、人民经济生活、社会阶级结构和关系以及思想意识，都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有所变化。
本文拟就战后十余年，即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中某些变化现象，对这些影响作一粗略的说明。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美、法各侵略国家，胁迫清政府订立了一连串不平等条约，它包括有：中英江宁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五口通商善后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外国侵略者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获取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它们不仅侵占了香港，而且还可以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港口居留和贸易；它们的船只可以在中国的口岸停泊和巡查；它们也获得了对中国进行宗教侵略的可能条件。
这些便奠定了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础石，并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创造了便利条件。外国侵略者借助这些便利条件，开始向中国大量的输入工业品和鸦片，同时也掠夺走他们所需要的原料。
在江宁条约订立后，外国资产阶级，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曾发生了异常兴奋的情绪，他们广泛而动听的宣传中国这个新市场的美景，认为这次可以“一举而要为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需要效劳了”，他们幻想：“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㈠他们完全沉醉在广阔市场和巨大利润的幻想之中了。于是，大量工业品源源的输入进来。其一八四二——一八四五年英国对华输出的增长情况如下：㈡
1842年969，381镑
1843年1，456，180镑
1844年2，303，617镑
1845年2，394，827镑
这种增长一方面固然表明了“鸦片战争替英国商业开辟了中国市场”㈢，但另一方面，它却与中国市场的实际销售并不相符。这种不相符的情形在一八四六年以后就很明显的表露出来。
一八四六年英国对华输出的总额降到一八三六年的水平以下，而一八三六年的对华输出额是一，三二六，○○○英镑㈣。这种情形以后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一八五二年英香港总督府秘书密切尔(Mitchell)在其报告书中说：“一八五○的年末，我们出口到中国来的制造品几乎比一八四四年末减少七十五万镑”。在同一报告书中更生动的描述了他们的失望情绪说：
“经过和这么一个大国家开放贸易十年之久，并且双方都已经废除了一切独占制度，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中国，其消费我们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赶不上法国和巴西，赶不上我们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欧洲大陆上某些小王国如比利时、葡萄牙或那不勒斯稍微多一点点。”㈤因此，这一时期，外货输入的增多，确切的说只是“由于贩运太多所致，而非出于需要”㈥。这一点也正好说明，当时外国侵略者对华伸展经济势力尚在开始阶段。
这种输入量与实际销售不相符的情形主要是由下面三点因素所造成。
注释：
㈠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日香港“中国邮报”社论(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经济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㈡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六二页附表。
㈢“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年版，第一四五页。
㈣“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年版，第八八——八九页。
㈤一八五二年三月密切尔报告书(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经济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㈥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日香港“中国邮报”社论(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经济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㈦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一二页。
㈧史当登：“中国杂记”，一八五○年增订第二版第十——十一页(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经济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㈨一八五二年三月密切尔报告书(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经济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㈩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一三页。
第一，当时的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内工业的统一形成的”㈦。因而还谈不到什么外货的大宗输入。在一个英国人的著作中记载这种事实说：“中国人久已利用他们自己的资源，花费很便宜的成本，掌握了一切生活必需品和绝大部分的奢侈品。”㈧
英国调查中国市场洋布消费的情况是只有“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阶级穿用我们的洋布，……商行的账房先生和店员穿我们洋布也相当普遍”，“而没有见过一个靠劳作生活的中国人穿过一件用我们布料做的衣服”㈨。因为这些“靠劳作生活的中国人”的经济力量十分薄弱，他们不仅只能穿用自己织成的土布，甚且一代两代还无力更换；那些能穿用洋布的所谓“富裕阶级”，本来依靠剥削过着“自给自足”生活，在洋货输入后，他们虽然有经济力量去穿用，但是人数终究不多，销售无法增大。
第二，当时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还“没有直接的政治权力加进来帮助”㈩。这种所谓“直接的政治权力”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中国封建的政治权力，战后，虽然订立了一些不平等条约，丧失了许多主权，允许外国工业品的输入；但在政治上仍然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于因战争失败而有损“天朝威严”这一点，犹有余恨。在经济上港口尚限于东南沿海，北方沿海和广大内地尚未开放。
封建统治者与侵略者之间还没有构成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那种“契然无间”的关系，所以清朝统治者还未能作为帮助外国侵略者的直接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是外国侵略者在华的直接政治权力也尚未建立起来，各种特权尚在初步利用，“租界”虽然在口岸陆续划定，但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政治制度，各种政治力量只在开始伸张，所以也不能有什么大帮助。
这样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就无力把中国的农业与家内手工业相结合的小的经济共同体打碎，而这种由“农业与制造业直接结合引起的巨大经济和时间节省……对于大工业的生产物，提出了极顽强的反抗”㈠。
注释：
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一三页。第三，当时与工业品同时输入的鸦片的输入额增加很多。吸食鸦片的大多是剥削阶级中的人物，而能购买“洋货”的也大多是这些人，这些人纵使加紧榨取，但是总还不能追及他的烟瘾和对工业品食欲的增大，这正是“不能同时购买商品与毒品”的实际情况。“鸦片贸易的增大与合法贸易的发展是不能相容的”，势必相对的削弱了对工业品的购卖力㈡。
㈡“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年版，第八一页。
这样便造成了工业品的输入与实际销售不相符的结果。
外国侵略者在输入工业品的同时，又大量的输入鸦片。“鸦片”本是十八、九世纪以来外国资本主义进行经济侵赂的主要手段，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是由于中国拒销毒品而爆发，但在战败后的江宁条约中，却没有明确规定今后如何处理的办法。
因此，鸦片在战后，既非明令禁止，又无税则规定，形成一种“合法的走私品”，而条约中关于口岸、税则等规定却有助于它的输入。因此，战后鸦片的输入量反而增加，如一八四二年输入量是三三，五○八箱，到一八五○年则已增至五二，九二五箱了㈠。
外国侵略者在输入大量工业品和鸦片的同时，又从中国掠取原料——主要是茶、丝。马克思在评论这个问题时曾说：“……自从根据一八四二年的条约而开放中国市场以来，中国出产的丝茶向英国的输出额不断在扩大。”㈡根据一种统计，茶在一八四三年由广州一口输出量约是一七，七二七，七五○磅，一八四四年由广州、上海两口共输出七○，四七六，五○○磅，一八四九年二口输出共约八二，九八○，五○○磅；丝在一八四三年由广州一口输出一，七八七包，一八四五年广州上海二口共输出一三，二二○包，一八五○年二口输出共增达二一，五四八包㈢。其中各年虽间有增落，但基本趋势是上增的。
这种数字反映了掠取原料的增长情况。外国侵略者又为使其所掠取的原料更廉价，还曾要求清政府给予优待。原来清政府自五口通商以后，鉴于“内地商贩，自必各趋近便”，而“恐内地各关税额，致有短绌”，因此曾规定，除“大宗茶叶一项已加增税银至倍半有余，大黄一项已加增税银至两倍有余，足资挹注，勿庸再议，以免借口外，……嗣后凡内地客商贩运湖丝前往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口与西洋各国交易者，均查明赴粤路程，少过一关即在卸货关口补纳一关税数，再准贸易。”㈣
英国领事曾为此事向清政府地方官吏“求免补纳”㈤。这种要求实质上是为更进一步满足其掠取原料的欲望。除此以外，外国侵略者还亲自来采售原料，如上海所产木棉，原由“闽粤诸商贱价售之而运往外地”，后来即由“西人自为采售”，而使“花市更为繁盛”㈥。
注释：㈠H。B。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V。1，P。556附表(见中译本第六二六页)。
㈡“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年版，第九一页。
㈢H。B。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v。l，p。369(见中译本第四一三页)。
㈣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丁已耆英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七，第四三——四四页)。
㈤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丁丑上谕(“东华续录”，道光四十八年)。
㈥王韬：“瀛壖杂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输入工业品、鸦片和掠取原料是外国侵略者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主要采取的侵略方式。
这种侵略，对于中国发生了如下的影响：
首先，工业品的输入虽然遭到如前所述的三点原因的影响而不能畅销，但绝不能认为它毫无任何作用。这种经济势力的侵入使中国固有的小商品经济既受到摧残，又获得发展。前者表现了中国落后的手工业产品抵挡不住先进的机器产品的实际情况。这种情况，五口及其附近地区最早显露出来，例如厦门地区在开埠后的年余，即一八四五年，即因洋布的输入而使“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浙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㈠
台湾原销泉州、福州、宁波各地布匹，但自“海通以后，洋布大消，呢羽之类，其来无穷，而花布尤盛，色样翻新，妇女多喜用之”。而原来在台行销的“泉州之白布、福州之绿布、宁波之紫花布”，则被排挤到只能“消行于乡村”㈡。台糖台米原销大陆，但自“开口互市，逻罗安南之米，爪哇吕宋之糖，配入中国，以与台湾争利”㈤而在市场上遭受排挤。苏松原是棉布业中心，至是也出现“布市销减，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㈢的情况。这种影响也逐渐波及到内地省分，例如湖北的棉布原来行销于滇、黔、秦、蜀、晋、豫诸省，甚至还销于棉布区的“东南吴皖”，但是“自通商互市以后，洋布盛行，各布销场乃为之大减”㈣。至于独立手工业也遭到一定的破坏，如广东佛山镇的铁器手工业，在鸦片战前本已相当兴盛，其铁钉、土针业的作坊已具有“工人多至数千”的规模，从事这种生产的家数也很多，但是在战后，却呈现雕敝，铁钉业因“洋铁输入……故制造日少”，土针业因“洋针输入，销路渐减”㈤。这种摧残的结果，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遭遇经济困难以至于破产。
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却又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在原来基础上作进一步发展。由于大量外国工业品在中国市场上的活跃，很自然的刺激了地主阶级为满足个人需要和享受而购用“洋货”的贪欲，他们为填满无穷无尽的欲壑，便向农民增收租谷，然后送上市场去换取更多货币；或者直接改用货币地租形式榨取农民。
农民阶级则为缴付地主阶级日增不已的“勒索”被迫要把更大部分的产品送上市场，而他自己又由于家庭手工业被摧残需要向市场购用某些日用的“洋货”，于是农民的自然经济日就破坏。这样，原来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自然状态的农民经济和封建的地主经济就更多更普遍的被商品经济的浪潮卷入进去。
与手工业品的命运相反，原料却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劫夺而兴盛起来，如台茶就因“自开口以后，外商云集”而盛㈦，上海的棉花也因“西人自为采售”而繁盛。农产品更大量的送上市场而日趋于商品化是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意味着自然经济的日益瓦解和破坏，客观上又为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市场。而那些遭受摧残而破产的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则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
因此，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正如毛**所说：“不仅对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㈧
注释：
㈠一八四五年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敬奏(“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三号)。
㈡连横：“台湾通史”，卷二三，第四一一页。
㈢连横：“台湾通史”，卷二七，第四四四页。
㈣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七。
㈤“湖北通志”，卷二四，物产三。
㈥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志，工业。
㈦连横：“台湾通史”，卷二七，第四四四页。
㈧“**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六二○——六二一页。
这里，必须指出，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所能起的作用，仅仅只是如此，它还不能完全“根除”封建经济。要完全替代这种旧有经济，那只有在大机器生产出现时才有可能，正如马克思所说：“大工业才用机器给予资本主义农业以不变基础，才彻底把可惊的多数农民剥夺，才完成农业与农村家庭工业的分离，把农村家庭工业的根底——纺纱业与织布业——根除。”㈡
然而，在当时中国却因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而不能兴起自己的大工业，使中国资本主义获得独立正常的发展，相反的造成了与外国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半殖民地经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正在于此。
其次鸦片的大量输入，也造成极有害的影响。鸦片不仅“使得其财政与货币流通情况极为混乱”；㈢而且也直接危害社会，刘韶珂在致金陵三帅书中描写浙江黄严遭受烟毒的情况说：“黄严一县，无不吸烟，昼眠夜起，杲杲日出，阗其无人，月白灯红，乃开鬼市。通商之后，烟禁大开，鬼市将盛。”㈣实则不仅一地如此，其他亦可想见。
注释：
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四六页。
㈢“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年版，第九三页。
㈣“刘玉坡中丞致伊耆牛大人书稿”，(“鸦片战争”，Ⅲ，第三六二页)。
工业品和鸦片的大量输入，纵使中国有日益增长着的茶、丝等合法的输出品，也未能抵补逆差，因此必然有大量白银外流，就造成了中国社会上“银贵钱贱”的严重现象。在鸦片战争刚结束的一八四二年，银一两可兑钱1572.2文，以后连年上增，到一八四九年一两已可兑2355文了㈤。银钱比价差额的增大，严重的影响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和国民经济。
道光二五年清户部在“奏议银钱出纳章程”中指出，由于银价过昂，而使“关税”、“盐课”、“捐输”都发生困难，甚至还因加征而激起对抗，“如湖南湖北之耒阳、崇阳及近日福建之台湾，浙江之奉化，百姓滋事，皆因州县征收加重所致”㈥，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
咸丰元年曾国藩奏折中也说：“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㈦这些资料证明，“银贵钱贱”不仅为封建政权造成财政金融的困难，而且也造成农民生活的日益穷困。农民在穷困生活中再分担战争中的军费和战后的赔款，便迫使他们不得不在最后走上破产的道路。增加了封建社会危机的一些因素。
